不仅是在中国，美国的医改也成为了一个让政府头疼不已的问题，在这个信奉自由经济的国家，似乎一切都可以扯到这场“政府主导”的医改上：美国宣布放弃欧洲反导计划，在伊朗、朝鲜核问题上采取更灵活立场，分析家们会推测说，这是为了收缩战线，集中力量打医改仗，更是为了转移公众注意力，掩护医改方案在两院闯关成功；奥巴马在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拿不出有说服力的减排量化指标、时间表，舆论会指出，这是因为他和国会都被旷日持久的“医改门”困住，以至于重要的减排法例至今还无法在参议院诉诸表决，而且看来今年内也无望。显然，“医改门”已成为美国朝野的死结。  

华盛顿9月12日爆发大规模抗议示威游行，数万名示威者聚集在国会山前抗议奥巴马政府的医疗改革政策和失控的政府财政支出。 
美国是西方发达国家中几乎绝无仅有的、基本完全依靠商业医疗保险，实行社会医疗保障的例子。在美国，医疗资源高度商业化，政府主要通过拨款资助、税务优惠等方式，对医疗资源实施补贴和调配。 
美国并没有覆盖全民的公共医疗保障体系，国民的医疗保障除受“医疗保健”、“医疗救助”、“军人医保”和“儿童保健”等联邦医保计划，以及一些地方性医保计划覆盖者以外，主要依靠企业和雇员共同负担的商业医疗保险。 
“医疗保健”计划的覆盖面，包括65岁以上老人，以及部分有特殊慢性疾病的65岁以下患者；“医疗救助”计划覆盖家有未成年人、老人、残疾人的低收入家庭；“儿童保健”计划则覆盖父母无资格申请“医疗救助”计划的低收入家庭儿童，此外，对急诊和一些特殊群体，也有一定的政府扶植。据统计，美国政府保险覆盖率约27%，商业保险覆盖率约60%，剩下的则无任何保险覆盖。 
与中国坚持“政府主导”但政府低医疗投入相反，美国坚持“市场主导”，但公共财政的医疗投入相当高。美国政府每年的医疗项目投入总额占GDP总值都在15%左右，按总值计算高居世界第一位，较高的医疗市场化水平，令美国医院的医疗条件在发达国家中始终处于较高标准，且拥有较高的效率和“优质优价”的服务，政府有选择性地将医保的覆盖面，集中在弱势群体和特殊需要群体，可以集中有限社会资源，帮助最需要帮助的家庭，更可在确保国民基本健康需要的前提下，维持较低的税率，使美国始终保持较高的市场活力。这种医疗体系在经济形势良好，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且国民对收入前景保持高度乐观的情况下，是花钱最少、效率最高的模式，也符合美国社会“小政府、大社会”，和崇尚效率、鼓励竞争的文化，因此几十年来一直受到美国社会的推崇。 
与之相比，大多数发达国家实行的则是所谓“福利国家”医保体系，即政府出资建立一套覆盖全体国民的医保体系，并承担大部分（甚至全部）医疗费用，为国民提供“摇篮到坟墓”的健康保障。 
全民医保的好处是覆盖面广，可以保证每个国民享受基本平等的医疗服务，缺点则是效率低下，医疗设备老化。因为建立和维持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医疗体系耗资巨大，政府往往力不从心，造成医疗设备老化，资源无法满足需要，在实现全民医保的国家，往往出现患者要等待较长时间，才能获得急需医疗服务的现象，且即使获得医治，由于设备、技术差，也常常造成病情延误。而对于政府而言，全民医保所须的巨额投资只能来源于税款，而这势必造成税赋高企，影响经济活力，因此冷战结束后，许多福利国家都着手进行“部分市场化”的医保改革，通过部分引入商业化特质，提高医保效率，降低医保成本。 
但在经济形势恶化、失业率上升的情况下，商业医保为主的美国模式，就容易受到质疑和冲击。由于经营环境变差，企业无力承担员工巨额商业医疗保险费用，而大批员工的失业又使得“失保”人数大增，而低收入人群的增加，也让政府负担直线上升，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上要求进行医改，推动全民医保的呼声，就会变得高涨。 
美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全民医保呼声，几乎都和经济危机有关。战后的1973年，美国社会曾一度出现强烈的医改呼声，当年正是美国战后最大经济危机爆发年；1993年克林顿曾提交了一份医改方案，结果遭到否决，当年同样是美国经济较低迷的年份。此次美国大选时适逢金融危机肆虐，大量汽车业、制造业蓝领工人失业，要求医改、要求全民医保的呼声再度高涨，奥巴马的医改计划也应运而生。 
本来如此重要国策的重大调整，势必引发激烈争议，出现不同意见，但围绕“医改门”的争执，却出现了异化的现象。先看看反对派。共和党人、部分保守民主党人，以及商业保险服务商、医院投资者等，激烈指责奥巴马的医改核心是“加税”，是“从美国国民口袋里掏钱”，他们渲染邻国加拿大医保制度的弊端（这甚至一度引起加拿大人的抗议），指责奥巴马“违反独立战争以来美国的低税精神”，违反了小政府、大社会的美国商业主义传统，甚至耸人听闻地指责奥巴马“走苏联模式”，“向社会主义靠拢”。 
反对者如此，支持者也不遑多让。奥巴马本人利用几乎一切场合，在公众面前絮叨医改，将是否支持医改和是否支持政府政策联系起来，他在18日对记者质疑“有反对者因肤色而反对”，质疑媒体“要为医改辩论气氛恶化负责”，肯尼迪参议员去世后，医改案最有力的支持者前总统卡特也在15日指责“绝大多数的反对者”是因为“种族主义”反对奥巴马的医改。 
一边骂“社会主义”，一边骂“种族主义”，双方都祭起民粹、美国梦、国民精神等“绝对正义”的大旗，争得不亦乐乎，却丢掉了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医改方案本身。作为医改案的提出者，奥巴马并未拿出很具体的方案，他所提出的，只有2010财政年度预算中高达6340亿美元的医保储备基金拨款要求，“让每个美国人拥有基本医保”的概念，和削减部分“医疗保健”拨款充实医改案的方案，至于医改所要建立的是全面医保，还不过是现有局部医保的扩大，是英国式、荷兰式、加拿大式，还是本国旧金山县所实行的“旧金山式”医保，则语焉不详，闪烁其词。 
反对者也一样。除了那些抽象的高调门，除了对奥巴马的直接攻击，他们的火力主要集中在“赤字”和“花钱”两方面，却并未向公众展示各种不同的医保模式，也未向公众说明，他们所要反对的，是哪一种模式的医保，或干脆哪一种都反对。 
对于奥巴马而言，推动医保更重要的是手段，而非目的本身。前已述及，医保的最大支持者是蓝领工人和中低收入的年轻人，反对者则是中产阶级、老年人和商业人士，前者恰是奥巴马和民主党最大的票仓，是其“零售政治”的支撑点，在执政蜜月已过、内政外交乏善可陈的情况下，通过医改“还愿”，巩固基本盘，就成为奥巴马政治赌局中最重的一注筹码。 
 对于反对者而言，他们也清楚地看到，在经济形势尚不明朗，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一板一眼地与奥巴马阵营纠缠医改方案本身并不划算：善于搞基层民意的奥巴马既然敢下注，支持全民医保的基层力量就绝不可小觑，在这种情况下，抛开细节，直接从“绝对正义”层面进攻，自然是最佳方案。 
然而作为医改的直接当事人，自己的健康将受到怎样的保护，是攸关美国整个社会，攸关每个普通美国人的大事，他们有权要求正、反双方将医改方案的庐山真面目尽快公诸于世，他们所需要的，是在充分了解实情的前提下，自己对“医改门”品头论足，作出符合自己最大利益的决定，而非在一团雾水中，倾听政客们对“医改门”不着边际的品头论足——中国的事情，也是一样。